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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志

 
 

(资料)南阳籍两院院士知多少?  

2007-05-14 21:38:53|  分类: 人物纪事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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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南阳籍两院院士知多少? - 躬耕@网田 - 躬耕@网田 

         河南南阳武候祠

    nanyangrenminhuanyingni

 南阳是个好地方,人杰地灵.南阳不乏人才,这是事实.在全国1300名两院院士中,河南籍46位,而南阳籍的院士达14人,占豫籍院士的三分之一.其中社会科学类院士3位,自然科学类院士11位。他们为我国乃至全世界的科技发展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也为南阳增添了光彩,是南阳人的光荣和骄傲。 

两院院士:

1. 冯景兰——地质学家

(已故)

冯景兰(1898~1976),字淮西,唐河县人,中国地质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幼入私塾读经史。1913年考入开封省立二中,1916年入北京大学预科。1918年赴美国入科罗拉多州立金城科罗拉多矿业学院,学习矿山地质及采矿学,获矿山工程师职称。1921年进纽约哥伦比亚大学研究生院攻读矿床学、岩石学及地貌学等,获硕士学位。

 1923年毕业回国,先后任河南中州大学(今河南大学)、北洋大学、清华大学和北京地质学院等院校的教授。1927年,前往河北昌平墨山寨分水岭调查金矿。同年秋,任两广地质调研所技正。在两广区域调查中,他提出的“丹霞地形”的命名,为国内外地质学界所承认,沿用至今。1930年,调查东北沈海铁路沿线地质。1932年,考察了陕北地质。

 自1933年始,冯景兰在清华大学任教,次年任地学系主任。抗日战争爆发后,他随校迁至长沙、昆明,并曾任教于西南联合大学,主持地学系系务多年。1943~1945年又兼任云南大学工学院院长和采矿系主任。此间,曾参加川、滇、康三省铜矿勘探及滇缅铁路沿线矿产调查,对上述各省铜矿的成因类型和次生富集作用有深入的研究,并发表了具有开创性的论文。抗日战争结束后,冯景兰回到北平,仍任清华大学地学系教授和主任。1952年调任北京地质学院一级教授。1969年,北京地质学院并入武汉地质学院,原北京地质学院成为武汉地质学院研究生院(今中国质大学研究生院),他留在北京指导培养研究生。

 1949年后,他积极投身于社会主义建设。曾在豫西进行地质矿产调查,指导评价平顶山煤田和巩县铝土矿,参加黄河调查,参与选定三门峡坝址,编写《黄河综合开发规划技术经济调查报告》等工作。1956年分别出席了全国和北京先进生产者代表大会,被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地学部委员。

 冯景兰对地质学和矿床学造诣颇深,尤其对两广、陕北、豫、川、康、滇及东北大兴安岭等地的地质调查,撰写出近百篇地质学术论文及调查报告,为这些地区以后的地质研究奠定了基础。同时,他从事地质科学教育数十年,为国家培育了大批人才。并首次主编了中国实际材料为主的教科书《金属矿床类型》及《矿床学原理》。他还从事了大量地质及矿产调查研究。第三纪红色砂、砾岩系所构成的独特景观。1942年完成的专著《川康滇铜矿纪要》,对西南三省铜矿的因、成矿时代及分布规律等作了系统的归纳和分析,具有较高的理论和实践价值。20世纪60年代初,他对矿床成因、封闭成矿、矿床共生及其成矿规律等的见解,在当时具有开创作用。20世纪50年代他先后考察了黄河和黑龙江的地质、地貌和新构造运动,提出了黄河水土保持和兴修水利的综合治理设想及黑龙江流域沼泽地改良和治理的理论依据。主要著作还有《两广地质若干问题》、《豫西地质矿产调查报告》(1950年)、《黄河的特点和成因》(1955年)、《黑龙江水系地区新构造运动的迹象及现代湿地形成的原因》(1958年)和《关于矿床控制及成矿规律的几个重要问题的初步探讨》(1963年)等。

   2. 杨廷宝——建筑学家

(已故)

杨廷宝(1910~1982),字仁辉。宛城区人,中国建筑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1924年夏,毕业于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建筑系,荣获建筑学家称号。新中国建立之后,历任南京工学院副院长、南京建筑研究所所长、中国科学院技术科学部委员、中国建筑学会理事长、《中国大百科全书·建筑学》主编、江苏省科学技术协会名誉主席、江苏省土木建筑学会名誉理事长、国际建筑师协会副主席、江苏省政协副主席、江苏省副主席等职。第一届至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1921年秋,杨廷宝赴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建筑系学习,一如既往,锐意进取,仅用二年半时间,学完四年的课程,并以其精湛的设计作品,参加美国建筑设计方案评奖活动,一举夺得美国城市学术协会设计赛一等奖和艾默生设计一等奖,轰动美国,名震美洲。因而,在美国攻读大学毕业后,他的老师,美国著名建筑家保尔·克满高薪聘用他在美国工作。面对高薪而心不移的杨廷宝,以“儿不嫌娘丑,民不嫌国贫”的爱国情愫,以“父母在,不远游”为词婉言谢绝其老师的重金聘请,毅然决然于1927年途径欧洲回国。

   杨廷宝回国后,受聘于天津基泰公司。此时,张学良招标营建公寓,控制中国建筑设计大权的许多外国建筑师蜂拥而上,争抢招标,杨廷宝以典雅朴实、气魄雄伟的设计方案,一举夺魁。由此,杨廷宝的名字第二次闻名遐迩。

   1932年初,杨廷宝受聘于北平文物管理委员会,主持古建筑的修缮工作。他虚心向老工匠求教,潜心研究中国古建筑的构建特征和绝妙技术,使其中国古建筑设计技术升华到炉火纯青的高度。由他主持规划设计的天坛祈年殿修缮工程、清华大学等九所高等学校的建筑总体设计工程、紫金山天文台第一气象台、南京图书馆、北京图书馆、中央科学院、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办公楼、国民党党史资料陈列馆、中央通讯社大楼、中央医院、中央体育场、中山陵音乐台、下关车站、南京大华戏院、国际联欢社扩建工程、北极阁住宅、谭延凯墓等,都达到了很高的水平,别是清华大学和北京图书馆的规划,人人皆称鬼斧神工之佳作。

   新中国成立之后,杨廷宝决心用自己的超群才华,精心设计全国著名的重大工程,美化装点祖国山河。他主持拟定了天安门广场扩建规划。人民英雄纪念碑、人民大会堂、军事博物馆、历史博物馆、民族文化宫、北京饭店、北京楼、和平宾馆、毛主席纪念堂等重大工程的设计,以及江苏省体育馆、雨花台烈士陵园、南京长江大桥、南京民航候机楼、南京五台山体育馆、南京丁山宾馆等重大工程的设计方案。他还对全国各著名大城市的规划与古建筑的保护,对太湖、武当山、武夷山、华山、泰山风景区的规划,也都提出了跨时代的美好构想。他还应邀参加了“医圣祠”扩建研究工作,亲自动手修改了扩建设计图纸,为古城南阳留下了精彩的一笔。

   3. 王占国——半导体材料专家

王占国,1938年生,镇平县人,中国半导体材料专家,中国科学院院士。1954~1957年在河南省南阳第二高中学习,1962年毕业于天津南开大学物理系,同年被分配到中国科学院半导体研究所工作,先后任实习研究员和助理研究员,从事半导体材料光电性质和半导体材料、器件辐照效应研究。在中国科学院半导体研究所,他取得了多项开拓性的研究成果。他独自研制了高阻静电计及其测试系统,解决了低温高阻测量问题,在国内首先实现了20~400K硅的变温霍尔系数测试;在对人造卫星用硅太阳能电池的辐照效应研究中,发现NP电池比PN电池抗电子辐照能力好百倍以上,从而改变了651任务(人造卫星代号)设计院的决定,定型投产产品由PN电池改为NP电池。他在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14研究院辐照实验组业务组长期间,对该院研制的电子材料、器件和集成电路进行了系统的电子、质子、中子和γ射线辐照效应的研究,将其实验结果,与同事一起汇编成册。1980年10月至1983年11月赴瑞典隆德大学固体物理系进修,从事半导体深能级物理和光谱物理研究。3年的进修日程,王占国与合作者一起先后共撰写了近30篇科学论文,多数在美国《物理评论》、《应用物理通讯》;《应用物理》、英国的《物理杂志》、《固体通讯》等国际有影响的刊物和我国的《半导体学报》、《中国物理》上发表。这些研究成果,引起了同行的好评和重视。据SCI检索,到1995年5月,其中相关的10篇论文先后被引用200余次。1983年11月回国后在半导体所继续半导体材料物理研究,他先后承担了国家科技重点攻关项目——“863”计划,重大、重点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等近20个研究任务。1984年后,王占国开始致力于深能级物理实验室建设和材料物理研究,其中双光束光电容谱仪系统和四元锑化物材料制备与性质以及等电子杂质In在GaAs中行为研究分别获中国科学院重大成果(1990)、科技进步二等奖(1989)和三等奖(1990)以及“七五”国家科技重点攻关项目奖。近几年来,他的研究工作重点集中在低维半导体材料(量子线、量子点)制备、性质和器件应用探索方面,并在应变自组装量子点激光材料生长和量子点激光器研制方面取得了突破性进展。他领导的小组研制成功的大功率量子点激光器,室温连续工作输出功率高达1W,0.6W连续工作寿命超过3000小时;由16只单管耦合组成的大功率激光光纤模块输出功率大于10W,与俄—德联合小组并驾齐驱,处于国际领先地位。

  由于王占国在半导体材料科学领域的卓越贡献,1986年他被破格晋升为研究员,并任半导体材料室主任。1990年被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批准为博士生导师。1990年5月至1994年10月任中国科学院半导体研究所副所长;从1990年起任中国科学院半导体材料科学实验室主任;国家高技术新材料领域专家委员会委员、常委,功能专家组组长;国际半导体和半绝缘体材料会议顾问委员会委员。1995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技术学部常委。1996年7月被聘任为S863新材料技术领域计划建议专家组组长;从1992年起先后任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大连理工大学和河北大学兼职教授;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国家级和部门级开放实验室学术委员;《半导体学报》、《人工晶体学报》和《材料导报》等杂志编委。1998年起任第七届国际化学束外延会议顾问委员会委员。王占国及其合作者的研究成果曾获中国科学院科技进步一、二、三等奖和国家科技进步三等奖以及国家重点科技攻关奖多项,在国内外学术刊物和会议发表论文160余篇。

 

 

   4. 张炳熹——地质学家

(已故)

张炳熹,1919年生,社旗县人,中国地质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1940年毕业于昆明西南联合大学(北京大学)地质系,留校任助教。1946年赴美国哈佛大学矿物学系留学,先后获硕士、博士学位。1950年回国,先在北京大学任教,后历任北京市地质局总工程师、地质部第二地矿司总工程师、地质矿产部地质矿产司和科学技术司总工程师、地矿部科技顾问委员会名誉主任、科学技术高级咨询中心主任、高级工程师,国际地质科学联合会副主席。1980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长期研究地质基础理论与矿床学,为我国金属矿产,特别是稀有金属、特种非金属矿产的普查勘探、地质研究和地质教育工作作出了重要的贡献。曾负责地质矿产部多个重点科技攻关项目的业务指导和顾问工作,及时提出有益的发展战略方面的建议。1971年我国恢复了在联合国的席位后,曾任海底委员会中国代表团顾问和第三届海洋法会议代表团代表,帮助代表团了解有关的海底矿产及地质问题。1987~1992年被国际海底管理局筹委会任命为技术专家小组成员,曾多次参加审查作为国际海底先驱投资者的矿区申请。此外,1980~1982年曾受命去泰国曼谷的联合国亚太经社会自然资源司任司长。

   5. 杜祥琬——应用核物理学家

杜祥琬,1938年生,南阳市人,中国应用物理学家,中国工程院院士。1964年毕业于莫斯科工程物理学院后被分配到中国科学院工作至今。1975年任室主任,作为室主任,他带领大家一干就是10年。10年中,为适应新一代核武器研制要求,系统地发展我国核试验诊断理论,为实现中子学理论计算精确化,杜样琬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科研组织管理和具体的一线攻关工作。根据当时国家任务的要求,不仅正确提出了研究方向、课题,发展了多种热测试手段,而且具体提出了一系列新的诊断方法,利用可测的物理量,提取武器内部反应的时空信息。在主持研究中,对历次核实验诊断项目的理论方案和计算起到把关作用,使我国核试验诊断理论在与试验结合的过程中得到全面系统的发展,满足了试验所需的多种信息及其精度要求,形成了系统的核试验诊断理论。他还组织研究室深入进行核武器中子物理学精确化的研究,得到了几套高精确度的新参数。与此同时,对中子学计算精度进行了规律性研究与改进,大幅度提高了计算精度,为新一代核武器的设计与试验成功,提供了重要保证。1984年任副所长,1986年,已为副所长的杜祥琬被聘为强激光技术专家组成员兼秘书长,协助陈能宽院士负责制定并实施强激光研究发展计划。1987年任国家863计划激光技术主题专家组成员兼秘书长,1991年4月,成为强激光主题专家组首席科学家,他带领来自各高校、研究所不同学科的专家群体,组成了庞大的“联合舰队”,在强激光各个领域展开攻坚战。作为舰长,杜祥琬主持研究和制定出符合中国国情的发展目标、研究重点与技术途径等发展战略和实施方案,将“863”激光技术主题调整到符合国家实际需要和科技发展的轨道上来,开创了我国发展强激光和强微波技术的可持续发展道路。几年之内就建好了实验室。经过艰苦卓绝的群体攻关,取得了丰硕成果。1988年提升为研究员,1990年任院科技委副主任,1993年起任分管科技的副院长。1995年,1997年,1998年,成功地进行了综合激光实验。

   1991年任首席科学家至今。兼任中国物理学会副理事长,国际物理联合会计算物理委员会委员,强辐射重点实验室主任,大气光学重点实验室学术委员会主任,短波长化学激光重点实验室学术委员会副主任,中国光学会激光专业委员会副主任,电子科技大学、中国科技大学、国防科技大学兼职教授,《强激光与粒子束》期刊主编。1997年11月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

   6. 杨土莪——水声学家

  杨士莪,1931年生,南阳市人,中国水声学家,中国工程院院士。195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清华大学物理系1951届毕业生,1957~1959年在苏联科学院声学研究所进修。回国后,他在军事工程学院创建了我国第一个理工结合、为国防建设服务的综合性水声工程专业,揭开了中国水声高级人才培养的新篇章。在此期间,他编著出版了国际上最早集中论述水下噪声机理的著作《水下噪声学》,与人合著出版了国内最早的声学理论著作《声学原理》,为我国的声学,尤其是水声理论研究作出了开拓性的贡献。他还讲授并指导编写了《水声传播原理》、《统计传播》、《水声学》等一系列课程和教材,培养出了该专业第一批青年骨干。他在这期间发表的《噪声在有规介质中的传播》、《起伏界面声反射》等学术论文都是该领域的前沿性论述。1960年在大连第一海军学校任物理助教。1962年调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工程学院,历任助教、讲师、副教授。1983~1986年任哈尔滨船舶工程学院副院长、国际水声专业组副组长。现任哈尔滨工程大学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中国船舶工业总公司国防科技水声及水声对抗专业组组长,中国船舶工业总公司科技委委员。1995年5月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

   杨士莪创建了我国第一个理工结合的水声工程专业,组织参加了我国迄今为止的两次大型水声综合考察:1959年中苏联合水声综合考察(任中方副队长);1994年南海重点海域水声综合考察(任考察队队长、首席科学家)。主持了水声定位系统研制,完成了洲际导弹海上落点水声测量系统和一批具有不同原理和装备对象,水声定位系统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创造性地解决了一系列关键技术问题,奠定了水声定位技术的理论和技术基础。解决了国际上悬而未决的水洞降噪和测量问题。使我国有关技术跻身世界先进行列。参与我国水声学科建设决策,是我国水声界公认的学术带头人之一。

   水声定位技术是一项应用性极强的水声科学分支技术。20多年来,杨士莪作为我国“水声定位”理论的提出者和技术决策人,主持研制了我国洲际导弹海上靶场水声测量系统以及一批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水声定位系统,为我国水声导航定位技术的发展奠定了基础。1970年起,杨士莪作为总体组组长,领导了六厂一校数百名水声工作者,在器材缺乏、“文革”干扰等困难条件下,奋战数年完成了我国洲际导弹海上打靶水声测量系统,准确测定了东风五号洲际导弹在南太平洋上的落点,为我国首次洲际导弹南太平洋发射试验取得圆满成功做出了贡献。该系统在测阵方法、声线修正和定位精度等方面达到了当时国际先进水平,1981年获原六机部重大科技成果一等奖,其中若干分机和总体设计又获国防科委战略武器研制三等奖。杨士莪在总体方案设计、高速运动物体击水声特性研究、随机投弹测定海底基阵方法、深海水声测距精度与声线弯曲修正模型、谎漏报信号处理专家系统模型等方面做出了创造性贡献,被评为国防科委和黑龙江省先进科技工作者。

   20世纪80年代后,杨士莪主持组建哈尔滨船舶工程学院水声研究所,亲任所长并作为项目负责人或技术顾问,率领一批优秀科学家相继完成了一系列具有国际先进水平、应用于不同对象的水声定位系统。其中“水声高速目标跟踪定位与导引系统”荣获1992年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该系统及近两年研制的“船载鱼雷三维轨迹测量系统“为1993年我国新型鱼雷海试定型起到了关键作用。他在其中解决了单基元异步信号测漂、超短基线多途信号相位修正、高数据率远程距离模糊、提高定位精度的混合式模型等关键技术。目前,他所领导的水声研究所在水声定位技术领域稳居国内头把交椅,多项技术已跻身世界先进行列。

   杨士莪教授的科研领域绝不仅限于水声定位,几十年来,他在水下噪声、舰船降噪、水雷探测等方面也耗费了大量心血,取得了同样辉煌的成就。20世纪60年代起,杨士莪就积极投入到对水下噪声和舰船降噪的研究,著书立说并开设课程。20世纪80年代,他作为国防科委水声专业组组长,大力倡导和推动我国舰船和鱼雷噪声治理工程,并在哈尔滨船舶工程学院主持建设了我国第一个重力式低噪声水洞,首创了水洞噪声测量和混响箱法,拓展了工作频段,测量结果可归一化到自由场测量,精度达到1分贝,被著名的美国泰勒研究所原所长称誉为“国际级成就”。20世纪80年代起,杨士莪又把目光扩展到探雷技术领域。他在流体界面附近物体声散射特性与分析方法、有限长弹性圆柱高频谐振分析、水雷和随机目标衍射特性辨识、极近场目标散射理论和实验研究等方面均取得了重要成果,多次获得部级科技进步奖,为设计新原理探雷声纳开辟了新途径。他还指导开展了高分辨力声纳技术、声纳图像信息识别、条带多波束测深技术等高新技术项目和课题研究并取得了积极成果。他倡导并组织国内有关单位参加的“掩埋水雷探测的基础研究”自然科学基金课题部分成果达到了国际领先水平。

   现在,已经成为中国工程院院士的杨士莪教授仍然担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船舶与海洋工程学科召集人、中国船舶工业总公司水声及水声对抗专业组组长、中国声学学会副理事长及水声分科学会主任委员、《声学学报》编委、校学位评定委员会副主任、校水声研究所所长、博士生指导教师等职务,并兼任着许多研究所的顾问、学术委员。目前他仍在履行着导师的职责,悉心培育着一棵棵水声新苗,承担着多门研究生课程,并指导着博士后的研究工作。从他手中曾产出了一项项优秀的甚至是“国际级”科研成果。目前,他仍参加一些重大国防科技预研课题的研究工作,并亲自担任着三个大型科研任务的项目负责人。1994年完成的10万字的《水声传播原理》只不过是他几十年来著书立说的小小一部分,他正奋笔挥毫,为中国水声事业的发展与辉煌谱写新的篇章!

   7. 余永富——选矿专家

余永富,1932年生,南召县人,中国选矿工程专家,中国工程院院士。1956年中南矿冶学院选矿系毕业。历任冶金部长沙矿冶研究院(前身为中国科学院冶金陶瓷研究所、冶金部长沙矿冶研究所)选矿室助理研究员、高级工程师、副主任、教授级高级工程师。1995年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1986年被授予国家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称号。长期从事难选红铁矿、大型多金属共生矿及稀有金属选矿研究,科研成果应用于生产实践,产生了显著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主持武钢大冶铁矿混合性(磁铁矿、赤铁矿、菱铁矿)铁矿石选矿工艺研究,研制了弱磁选—强磁选新工艺及新型工业用强磁选机,并投入生产,获1985年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并针对包头白云鄂博铁矿难选特性,提出了“磨矿基本单位、磁选分组、浮选分选、铁反浮连生体、稀土(铌)逐一优先浮选分离”的独特选矿方法,研制完成弱磁—弱磁—浮选综合回收铁、稀土选矿工艺流程;使包钢的选矿问题得到基本解决,被列为1992年全国十大科技成果之一。

   这位被我国冶金界称为“选矿王“的中国工程院院士,在过去40多年中曾从事过湖北大冶、河南舞阳、福建钟山、包头白云鄂博等铁矿选矿工艺流程的研究,在红铁矿、多金属共生矿及稀有金属矿等选矿领域,取得了多项处于世界先进水平的重大成果。他主持的武钢大冶铁矿混合性铁矿石选矿工艺研究,研制了“弱磁选—强磁选新工艺”,按这个流程建成的生产线投入使用后,年处理混合铁矿石能力达200万吨,前4年就赢利2100多万元。他参与主持研究的“包钢铌资源综合利用工艺及产品开发与应用”获1991年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他还先后荣获“全国劳动模范”、“五一”劳动奖章和“全国优秀科技工作者”称号。1996年获“湖南科技之星”荣誉称号。但是,他没有陶醉于已经取得的成就,仍然坚守在选矿试验现场,并在包钢铌资源选矿新工艺和双提一降(进一步提高铁精矿品位、回收率,降低杂质含量)的科研攻关取得新的突破,使白云鄂博的选矿技术呈现出更光明的前景。并撰有《武钢大冶铁矿的提高铁精矿品位提高回收率实验研究报告》、《白云鄂博氧化矿弱磁—强磁—浮选综合回收铁、稀土工业分流试验》等论文、研究报告数10篇。

   8. 张勇传——水力发电工程专家

中国工程院院士 张勇传

◆1935年出生于河南省南阳市。

◆1957年毕业于华中工学院水动专业。

◆1984年被批准为国家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

◆现任美国运筹学学会和国际管理科学学会会员。 长期从事水电能源的教学与科学研究工作,在水电能源领域有较深的造诣。

◆从50年代末开始电厂经济运行和优化调度研究。 1963年编著出版了《水电站水库调度》,表现出优秀的研究才能和刻苦的钻研精神。

◆从70年代末开始,在水库运行基础理论、规划决策与风险管理、水电站计算机控制领域不断取得重要突破和进展。主持和负责的“柘溪水电站优化调度”,使柘溪成为我国第一个成功地实现优化调度的大中型电站。

◆主要贡献: 首次提出的凸动态规划和水调对策论开辟了新的研究领域 首次提出的传递相关慨念及相应的判别准则以及RBSI技术,有效地解决了库群优化的“维灾”难题 首次提出的隐随机决策模式、洪水分型和分型归纳演绎预报模式,为这一领域的研究开拓了新的途径将水库运行基础理论与优化理论、控制理论、不确定性理论以及AI、ANN、GA、Puzzy技术进行综合交叉研究和应用,为现代水库运行理论的创立作出了突出贡献。

◆研究成果已成功地用于生产实际,取得了一系列有影响的应用成果,获得了8亿元以上的直接经济效益。国家科委已将其列入重点推广应用计划,电力部曾专门办研究班将这一成果向全国34座大中型水电站推广。

◆曾负责主持两项中——欧能源合作项目,均取得重要成果。

◆他多次应邀赴美、英、法、德等国短期讲学和参加国际学术会议。

◆出版著作11种,发表论文100余篇。

◆获重要奖励(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三等奖和省部级一、二等奖)11项。

◆培养了一大批学士、硕士、博士。

 

   9. 袁晴棠——石油化工专家

袁晴棠,女,1938年生,南召县人,中国石油化工工程专家,中国工程院院士。1961年毕业于天津大学。现任中国石油化工总公司总工程师、高级工程师,兼任中国化工学会常务理事,中国石油学会副理事长。1995年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长期致力于乙烯裂解技术的研究与开发。20世纪60年代在原化工部第一设计院从事化学工程工作,主要是为设计工作提供可靠的设计计算方法和基础数据。研究固定床反应器的设计计算方法。在此期间,开发出用反应动力学数据通过反应器数学模型计算合成氨反应器的计算方法,并借助计算机进行反应器计算。该计算方法发表在《化工技术资料·化工设计分册》1966年第3号上。20世纪70年代开始参与乙烯装置的设计工作。1970~1972年参与完成燕山年产12万吨轻油裂解装置的设计,担任设计代表组长,带领各专业设计人员完成了全套施工图修改设计。1973~1976年参与我国第一套年产30万吨乙烯装置(燕山)的建设。作为工程设计总负责人和设计代表组长,根据燕山的建设条件,按照国内生产的实际要求,完成了国内分工的全部设计工作;组织各专业设计人员参加乙烯装置的施工安装,完成装置施工过程中的配合工作;参与装置的投料试车、考核标定,并完成全套工程设计总结。1975年主持完成了30万吨乙烯装置的扩大设计。这种设计采用工艺计算攻关所开发出的计算方法,结合国内原料情况,进行了多种方案的计算,使装置对不同原料具有一定的适应性,通过了化工部组织的设计审查,并组织开发裂解炉、复杂塔的计算方法和流程模拟程序,完成了年产30万吨乙烯装置的复用设计。

   1983年中国石油化工总公司成立,1984年开始组织北京石化工程公司、北京化工研究院、上海医药工业设计院和兰州化工机械研究院等单位的技术人员研究新型裂解炉的技术方案,包括炉管构型、急冷方式等等。根据开发单位的具体情况,决定开发南、北两种新型裂解炉(后来命名为SH—I和CBL—I)。通过深入的方案研究和试验工作,确定了SH—I和CBL—I两种新型裂解炉的整体技术方案。在石化总公司领导的支持下,组织科研、设计、设备制造、建设单位开展技术攻关,解决了一系列技术难题,分别在高桥石化公司和辽阳化纤公司建成了年产1万吨的SH—I和2万吨的CBL—I两种工业试验炉,各项指标均达到同期引进的裂解炉水平。两种新型裂解炉的开发获得了成功,通过了鉴定,均获得中国专利,并分别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和二等奖。

   在两种新型炉开发成功并通过鉴定后,更艰苦的工作是在工业上的推广应用。在石化总公司领导的支持下,经过艰苦努力,分别在齐鲁石化公司和吉化公司建成了年产4.5万吨和3万吨的CBL—I型工业炉。吉化3万吨CBL—I型炉投料一次成功,技术经济指标与同期引进的裂解炉相当,投资约节省40%。齐鲁4.5万吨CBL—I型炉在投产初期遇到对一种劣质的裂解原料不适应等问题。通过攻关,解决了一系列难题,现已成为生产的主力炉之一。在CBL—I型炉向工业转化和推广的同时,又不失时机地组织研究设计人员在总结I型炉开发经验的基础上,开展了CBL—Ⅱ型炉的技术开发工作,并于1995年和1996年相继在辽阳化纤公司和抚顺石化公司建设成功两台年产4万吨的CBL—Ⅱ型炉。辽化CBL—Ⅱ型炉已通过鉴定,各项技术经济指标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组织制订中国石油化工总公司中长期科技发展规划并组织实施。组织石化总公司“十条龙”重大科技攻关和科研开发工作,取得了一系列重大科技成果并在生产中推广应用,取得了良好的经济效益。

   10. 张国伟——地质学家

张国伟,1939年生,南阳市人,中国地质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1961年毕业于西北大学地质学系,并留校任教至今。1986年晋升为教授,并被评为国家级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1989年获得全国优秀教师称号,1990年担任博士生导师,1991年获得国家政府特殊津贴,1995年获得陕西省科技战线劳动模范称号。现任西北大学造山带地质研究所所长。兼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成员,教育部科学技术委员会委员和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中国地质学会常务理事,陕西省地质学会副理事长等。1999年被增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长期从事大陆造山带和前寒武纪地质研究与教学工作,以秦岭造山带及邻区为研究基地,并广泛进行与世界主要典型造山带的对比研究。先后6次主持和承担国家、部委重大、重点攻关项目,负责承担了20多项国家基金、地矿、石油等部门项目以及与美、英、德、日、瑞士等九项国际合作研究项目。取得了创造性的科学成就,提出了秦岭造山带形成演化、三维结构、三板块二缝合带板块构造基本格局与造山细节过程、造山动力学特征和盆山转换耦合关系和华北地块南部早期地壳形成与演化等一系列系统的新观点。主持了1992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设立的“秦岭”重大项目。这个项目获1998年教育部科技进步一等奖,并成为惟一一项通过1999年国家自然科学评审的地学项目。出版专著5部(包括合作),发表论文90余篇,并被SCI和EI等收录和广泛引用。研究成果先后8次获得国家、省部委奖励。指导培养博士后、博士生和硕士生共40多名,并带出了一支多学科配套、富有朝气的研究群体,为我国地质科学事业做出了突出贡献。

 

 11. 陈凤桐——农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详见南阳农业科技中的农业科技思想)

 

中国科学院院士——陈凤桐

 陈凤桐(1897.2.25—1980.10.4)著名农学家,农业科技管理专家,新中国农业科学技术事业的主要开拓者和领导者。河南省内乡县人。1921年毕业于河北省保定甲种农校。1929~1931年赴日本留学,入日本东京农业大学专门部研究农业经济。193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55年被选聘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新中国成立后,历任华北农业科学研究所所长,中国农业科学院分党组书记、副院长(1957~1959年)、顾问(1977~1980年)。第一、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中国共产党第八届全国代表大会代表,中国科协副主席,毕生主要从事农业生产和农业科学研究的组织领导工作。20世纪40年代在抗日民主根据地组织科学工作者进行农业科学研究工作,包括小麦、水稻、玉米、小米良种选育和改进,家畜良种繁育,护林和造林等。创立了“晋察冀边区自然科学界协会”、创办了《自然科学界》刊物。组织科研人员去农村调查研究、建立实验基点,采取室内研究与农村生产结合的方针,控制了蝗虫灾害、小麦条锈病和猪瘟、牛瘟等传染病。提倡研究农业区划,对红壤改良利用、水土保持、三叶橡胶和木薯等亚热带作物在赣南引种栽培做了一些研究工作。

  代表作有“全国冬小麦黄锈病的研究急需统一起来”、“论农业专家下乡”和“农业科学工作如何结合实际”等。

 

12/哲学家——冯友兰 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已故)

冯友兰,字芝生,河南唐河人。1912年入上海中国公学大学预科班,1915年入北京大学文科中国哲学门,1919年赴美留学,1924年获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学位。回国后历任中州大学、广东大学、燕京大学教授、清华大学文学院院长兼哲学系主任。抗战期间,任西南联大哲学系教授兼文学院院长。1946年赴美任客座教授。1948年末至1949年初,任清华大学校务会议主席。曾获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印度德里大学、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名誉文学博士。1952年后一直为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

  1923年夏,冯友兰以《人生理想之比较研究》(又名《天人损益论》)顺利通过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博士毕业答辩,获哲学博士学位。是年秋回国后,沿博士论文方向写成《一种人生观》。1924年又写成《人生哲学》,作为高中教材之用,在这本书中,冯友兰确立了其新实在主义的哲学信仰,并开始把新实在主义同程朱理学的结合。在燕京大学任教期间,冯友兰讲授中国哲学史,分别于1931年、1934年完成《中国哲学史》上、下册,后作为大学教材,为中国哲学史的学科建设做出了重大贡献。 

  从1939年到1946年7年冯友兰连续出版了六本书,称为“贞元之际所著书”:《新理学》(1937)、《新世训》(1940)、《新事论》(1940)、《新原人》(1942)、《新原道》(1945)、《新知言》(1946)。通过“贞元六书”,冯友兰创立了新理学思想体系,使他成为中国当时影响最大的哲学家。

  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是冯友兰学术思想的转型期。新中国成立后,冯友兰放弃其新理学体系,接受马克思主义,开始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研究中国哲学史。著有《中国哲学史新编》第一、二册、《中国哲学史论文集》、《中国哲学史论文二集》、《中国哲学史史料学初稿》、《四十年的回顾》和七卷本的《中国哲学史新编》等书。

 

     13. 董作宾——历史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已故)

 从小就与古文字结缘 董作宾,原名作仁、字彦堂、号平庐。1895年出生在我国著名的历史文化名城——河南南阳城长春街(现为解放路)的一个小店主家庭草药。6岁人私塾学习,他聪颖过人又刻苦努力,先后博览《四书》、《五经》及诸子百家学说。当时与其父董士魁的小杂货店为临的是一个叫“吉祥斋”的刻字店,店主周文金技艺高超,闻名宛城。幼时的董作宾常到周文金的刻字店去玩,并细心地观察各种雕刻技法,琢磨刻字的章法与要领。后来他又得到周先生的热情指导,对篆刻和古文字艺术产生了很大的兴趣。他以后从事甲骨文研究,并成为一代甲骨学大师,除了他后天的努力之外,与他幼时对古文字及篆刻的爱好也有很大关系。

  1908年,董作宾考入当地的高等小学堂,课余时他常在长春街中段路东的一个文具店摆一个刻字摊。十几岁的他英俊大方,笑容可亲,刻起字来认认真真,一丝不苟。没活干时就读书练字,当地学生每次到文具店买毛笔时,都要在他的刻字摊上看一会儿,大都被他那种既热情又投入的精神所感动。

  1911年到1914年间,正处在读书大好年华的董作宾却因家境贫寒而被迫退学,帮助父亲在店铺里做事。这期间他曾利用业余时间开办小学馆,教街坊儿童读书识字来挣钱以补贴家用。1913年,他家的小店购进一批书籍,这给了他一个读书的好机会,他和几个同窗好友组成“文会”,面向社会建立图书流通阅读制度。和大家一起读书,共同钻研书法,使他的学识得到全面的发展。当时他和张嘉谋(字中孚,河南著名的方志学家、教育家)先生是街坊。张先生是一位饱学之士、清末举人,是当地的高流名士,对董作宾这位好学上进的青年尤为关心,经常借书给他,并解答他在学习中遇到的疑难问题。1915年在张先生的督促下,他考入县立师范学校,后又以优异的成绩毕业留校任教。1918年春,他随张先生来到当时的省会开封,后经张先生的指导考入了河南育才馆学习。

  在开封育才馆学习时,他因学习书法,接触到甲骨文,并对罗振玉《殷墟书契前编》一书爱不释手。从此他结缘甲骨文,开始研究中国考古学,并产生了浓厚的兴趣。1921年冬,他受张嘉谋先生之约只身一人到北京求学,吃住在张先生家里。张先生知道他学过篆刻,又写得一手好字,便托人为他介绍了一个誊写讲义稿的差事。这期间他又通过张先生结识了时任北京大学教授徐旭生(河南唐河人,我国著名的历史学家、考古学家)。通过接触,徐先生发现他这个小老乡天分高、人忠厚、还能吃苦,便通过努力介绍他到北大旁听。1923年董作宾考入北大研究所国学门的研究生。后又兼任钱玄同、刘半农、周作人等人创办的《歌谣周刊》编辑,这个工作使他每月可以得到津贴12元,于是生活费有了保障。这期间他认真学习考古学、语言学、历史学和人种学等课程,并参加故宫珍品的分类工作。   

  1925年,董作宾从北大研究所毕业后,获史学硕士学位,并被破格聘任为福州协和大学国文系教授。第二年回到河南,受聘中州大学(河南大学的前身)文学院任讲师。后来他又先后受聘于中山大学、北京大学等学校任职。1928年春因其母病从广州回到家乡南阳,在省立南阳中学兼课教授国文。这个时期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筹备处在广州成立,聘董作宾为通信员。后历史语言所正式成立,他又被聘为编辑员。同年暑假受乡前辈张嘉谋先生之约,于8月12日至14日一起去洛阳调查三体石经,并经温县、辉县等地转赴安阳,调查殷墟甲骨的出土情况。

  当时,由于人们普遍认为殷墟甲骨在经过清末及民国初年的大肆盗掘和古董商人的收购之后,已所剩无几。董作宾在到达殷墟之后,经过详细认真的调查及测量发现殷墟的甲骨还在不断出土。于是得出了“甲骨挖掘之确犹为尽”的结论。于是他认为对殷墟的发掘已到了刻不容缓的地步:“迟之一日,即有一日之损失”,便向史语所作了《国立中央研究院十七年度总报告·历史语言研究所安阳调查》的报告。他的报告得到了史语所的高度重视。经过研究便委派董作宾主持殷墟的发掘工作。这次发掘还得到中研院院长蔡元培的支持并特批一千银圆发掘经费。 那么当时中央研究院为什么要派他去发掘呢?据李济(湖北钟祥人,我国著名的考古学家)先生回忆:“中研院特别委派他主持这次重大发掘的原因是第一因为他是最早到安阳的;第二因他是一位河南学者,他的意见对河南省会教育界及乡镇人土有决定性的影响,在中央研究院从事田野考古工作以前,北平学术界曾在河南及其它地方尝试过好多次发掘工作,但都失败了,最大的原因就是因为地方人土强烈反对,所以在民国十七年至十九年前后这一时期,我们所面临的最困难的问题,就是如何说服地方学术界与中央合作。”(转引自李济《南阳董作宾与近代考古学》)

  1928年10月,在董作宾的主持下,我国历史上第一次对殷墟的科学考古发掘正式开始。这次发掘人员除了董作宾之外,还有河南省政府派出的郭宝钧(河南南阳人,系董作宾的同乡学友,我国著名的考古学家)、王湘(系董作宾先生表弟)等人。董作宾在事前还先拟出发掘计划和方法。从当年10月13日到30日,董作宾和郭宝钧等人合作发掘顺利,他们把小屯遗址分为三区,采用平起、递填的方式,探得甲骨在地下的大致轮廓后,分三步实施大规模的发掘。通过发掘他们在殷墟的心脏——小屯,发掘三个区域,挖掘了40个坑,面积达280平方米,出土了陶、骨、铜、玉等各种器物近3000~:。

  1929年3月7日李济率中央研究院历史所考古团来到殷墟,再次对殷墟进行发掘。于这年10月17日开始进行第三次发掘,可这次发掘没进行多久就遭到河南地方当局的层层阻挠,这是因为中央研究院为了研究之便,将所发掘出土的器物运出河南,这并没有与河南地方政府事先达成共识,引起了地方政府的不满。于是时任河南省博物馆馆长何日章来到殷墟,声称自己是奉上头的命令来发掘的。他手下的人对董作宾说:“你们快收摊吧,这是河南的地盘,不能让你们乱挖”。而董作宾则称:“我们是中央研究院派来的,你们不要乱来!”结果双方争执不下,互不相让。当时的安阳县长知道后也只能站在双方中间,不敢袒护。 后来双方只好各自向上司发电报,以争取支持。李济和董作宾随后即刻前往北京,把这一情况报告给了时任史语所所长傅斯年,傅斯年跟他们一起来到安阳调解。中研院院长蔡元培也呈请国民政府,并奉当局的命令,发电报给河南省府,要求保护中研院的发掘工作。在双方的努力下,河南省政府与中央研究院以科研为重,从大局出发,彼此达成几项协议,才使这次发掘工作得以/顷利进行。 从1928年开始到1937年10月,历史语言研究所先后在殷墟进行了15次的大规模发掘,在这15次的发掘中,董作宾除了主持第1、5、9三次的发掘,参力n2、3、4、6、7次的发掘外,还受中央古物保管委员会的委托,监察了第11、13次发掘。经过不懈努力终于在殷墟的中心小屯、以及侯家庄、后冈等发掘出土了几万片甲骨和青铜器、玉器陶器等许多重要的器物。

  在十数次的发掘整理中要数他付出的心血最多。不管是访殷墟、拟计划、试掘采、还是在摹绘拓印、整理编写等一系列的具体工作中他都必须身体力行。为殷墟的成功发掘他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使他无愧为殷墟发掘第一人。东汉的张衡(南阳人,伟大的科学家、文学家)相提并论:“后汉人文,宛者为盛,而张子平尤擅一代高名,文史哲思,固已抗节前贤,星历制作,又称东京之绝技。吾友董彦堂先生,今之南阳贤士也,是能识仓颉之奇文,诵丘聚之纬书,发冢以求诗礼于孔丘之前,推步而证合朔于姬公之先,使平子在,宜曰后来可谓矣。”(转引自严一萍《董作宾先生全·序集》,台北艺文印书馆1977年版)

  董作宾在研究甲骨文的同时,一度迷恋上甲骨文书法,并最终成为杰出的甲骨文书法家。当时为了摹写的需要(他曾摹写过甲骨原片达万余片以上),他把甲骨文写成对联自娱,同时为了辨认方便,他还在作品的旁边注出释文。他的甲骨文书法在构思、布局、笔墨、落款与用印等方面均恰如其分、独具匠心,形成了自己的艺术风格。看后给人以美的感受,也使好多人从此对甲骨文这样的“天书”有了一个全新的认识。他常把自己好的摹写作品送给同事及朋友。这些作品在海内外流传很广,他的老朋友、著名学者胡适先生曾经说过:“从太平洋走到大西洋,几乎没有一家中国朋友或美国的中国学者家中没有董作宾的甲骨文”。   

  除了殷墟的发掘外,他还和李济等同仁一起发掘了位于山东济南的城子崖遗址。经过两次的发掘,出土了大量的陶器、石器等器物,在这些陶器当中最精致的是黑色陶器,其主要类型有鼎、鬲、盆、杯等。经过研究他们提出了这些黑陶文化即为“龙山文化”的新观点。这在当时也引起了学术界的高度重视,并在后来为我国史学界所接受。

  董作宾在抗战爆发后,转战长沙、桂林、昆明、南溪等地。在流亡奔波的艰苦条件下,他始终坚持他的甲骨文研究及考古学事业。抗战胜利后两年即1947年,他应美国芝加哥大学之邀到该校讲学,并被聘为客座教授,在该校讲授甲骨文及金文等课程。1948年回国,任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专任研究员,并在同年当选为民国中央研究院第一届院士。

  1949年,董作宾受命随中央研究院和自己相伴多年而不忍心分开的大批文物迁往台湾。随后他受聘担任国立台湾大学文学院教授,为该院中文系讲授古文字学,并为历史系讲授殷商史。1951年,担任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1953年,参加在菲律宾召开的第八次太平洋科学会议。1955年应邀赴韩国汉城讲学,同时被汉城大学授予名誉博士学位。同年8月辞去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的职务,应聘至香港大学东方文化研究院任研究员,从事中国年历的编写工作,同时担任香港大学的名誉史学教授。不久他编著的《中国年历总谱》由香港大学出版部印行。后来又相继担任崇基、新亚、珠海三书院教授。1958年重回台湾大学,担任该校考古人类学系专任教授。

  董作宾去台后日夜关注着故土,并打算有机会就回大陆,回家乡看看。但事不遂人愿,他却在1963年12月因病在台北去世,未能回归故里,成了他终生的遗憾。

  数十年后的今天在甲骨文的故乡——河南安阳,为纪念董作宾先生,当地的高等学府(即安阳师范学院)专门成立了“董作宾甲骨学研究中心”,并计划在该校的殷商文化博物馆内专设董作宾作品展室,以此来弘扬他的治学精神,学习他留下的丰厚研究成果,全面推动甲骨学及殷商文化研究。安阳全市人民也在为殷墟申报世界文化遗产而努力,董先生如果有灵,在九泉之下他也会安息的。

14. 丁声树——语言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详见思想文化

 

(资料)南阳籍两院院士知多少? - 躬耕@网田 - 躬耕@网田

丁声树(1909~1989)

语言学家。号梧梓。河南省邓县人。1932年自北京大学中国文学系毕业后到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44~1948年在美国考察。1952年后一直在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1977年改名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任研究员,曾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会委员、中央推广普通话工作委员会委员、中国科学院普通话审音委员会委员、《中国语文》杂志主编、1959~1964年中国政协六届全国政协委员、1964年和1978年第三、第五两届全国人大代表。丁声树在语言文字领域奋斗近半个世纪,研究范围很广,在汉语语法、汉语音韵、汉语方言、古代汉语及词典编纂等方面都有很深的造诣。在30~40年代,他致力于古汉语研究,撰写了不少学术论文,通过对若干典型词语的考释,对古代汉语的语音、词汇、语法等特点进行概括而有深刻的论述。他古今结合、融会贯通,以治活语言的方法研究古代语言,开创了科学研究古代语言的一代新风。这个时期的论文有《释否定词“弗”“不”》(《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庆祝蔡元培先生六十五岁文集》下册,1935年)、《诗经“式”字说》(《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1936年第6本第4分册)、《诗经卷耳芣苢“采采”说》(《北京大学四十周年纪念论文集》乙编上,1940年)、《“何当”解》(《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11本,1947年)、《论诗经中的“何”“曷”“胡”》( 《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10本,1948年)、《“早晚”与“何当”》( 《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20本下册,1949年)等。在音韵学研究方面,他所著的《古今字音对照手册》(科学出版社,1958年)是调查汉语方言、研究汉语音韵的人常备的工具书,他的《汉语音韵讲义》(上海教育出版社,1984年)也是对音韵研究的重要贡献。在方言研究与调查方面,第一次全国方言普查期间,他从提出工作计划、建设性意见到编制调查表格、培训方言调查干部等,做了不少工作。他在1955年10月“现代汉语规范问题学术会议”上所做的《汉语方言调查》的报告(与李荣合作)以及与人合作编撰的《湖北方言调查报告》(商务印书馆,1948年)、《昌黎方言志》(合作,科学出版社,1960年)、《汉语方言调查简表》(合作,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1956年)和署名为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而实际上是由他和李荣扩充编定的《方言调查字表》(1955年)、《方言调查词汇手册》(1955年)、《汉语方言调查字音整理卡片》(1956年)等都为方言调查工作、方言研究以及方言研究人才的培养做出了重大的贡献。在语法学研究方面,他与吕叔湘、李荣等合编的《现代汉语语法讲话》(商务印书馆,1961年)一书,在我国语法学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受到国内外语言学界很高的评价。周法高在《二十世纪的中国语言学》(《香港中文大学学报》1973年第1卷)中说:该书“参考了美国结构语言学派和该派以外的语法理论,有些地方兼顾到实用的方便,并没有美国结构语言学派那种拘泥”,可算是国内出版的“最好的一本语法书。”在词典编纂方面,他主编了《现代汉语词典》。该词典所达到的成就中体现了他这个主编的渊博的学识、谨严的治学态度、高度负责的精神以及艰苦细致的工作风格。此外,他还有《谈谈语音构造和语音演变的规律》(《中国语文》创刊号,1952年)、《谈谈汉字的标准化》(《1950年语文问题论文辑要》,大众书店,1952年)、《文风笔谈》(《中国语文》1958年第5期)、《关于进一步开展汉语方言调查研究的一些意见》(《中国语文》1961年第3期)等不少论著

  2007.5.14.躬耕南阳搜集.编辑过。

 

(资料)南阳籍两院院士知多少? - 躬耕@网田 - 躬耕@网田

 南阳,物华天宝,人杰地灵。自古以来就是文化宝地,历史上有很多文化名人都出生在南阳。新中国成立后,自1955年中国科学院选聘学部委员(1994年改称院士)和中国工程院1994年选聘院士以来,全国的两院院士已达1000多人,至今南阳籍的院士达14人,占豫籍院士的三分之一,其中社会科学类院士3位,自然科学类院士11位。除此之外,南阳还造就了一批以王永民为代表的、杰出的科技代表人物,他们为我国乃至全世界的科技发展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也为南阳增添了光彩,是南阳人的光荣和骄傲。

  两 院 院 士

 院士是我国在科学技术方面设立的最高学术称号,具有崇高的荣誉和学术上的权威性。他们是中华民族的骄子和国家的宝贵财富。特别令世人敬佩的是,在这14位两院院士中,有传为口碑佳话的杨廷宝与杨士莪父子两院士,冯友兰和冯景兰兄弟两院士。在46名豫籍院士中,仅有两名巾帼院士,南阳人袁晴棠女士即为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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